韩国N号房事件、李星星14岁开始被“养父”性侵、北京国贸地铁强行搂抱女孩、女子公开视频称被家暴16年。

愤怒，恐惧，难过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有很多地方，女性仍是亟待保护的弱势群体。

李星星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韩红、章子怡等许多女明星纷纷声援，许多普通女性也温暖支持。这一行动被称为#姐姐来了#。

4月13日，面对背景强大、熟知法律漏洞的禽兽鲍毓明，千千律师事务所发声明：已经接受李星星的委托，跟进此案。

这家律所的创始人，就是作家刘震云的妻子、中国专职公益律师第一人、保护女性权益路上一直都在的那个姐姐：郭建梅。

1996年，郭建梅毅然辞去铁饭碗，此后20多年，她免费帮全国12万名弱势女性处理了4000多件诉讼案。

杀人情节残忍，按照当时法律，李彦必死无疑。没有律师愿意为李彦辩护，郭建梅接了这个案子。

上诉时，不少人都跟她说，李彦杀了人，没救了，可她不放弃：“她是杀了人，但要看看她为什么杀了人！”

结婚之后，李彦长期被丈夫打骂，被用烟头烫脸和下身，甚至因为撞破丈夫“偷情”被切掉一根手指。

最后那天，丈夫不仅言语辱骂，还打断了李彦右脚大拇指指甲。李彦最终将绝望化为比男人还大的力气，杀死了丈夫。

因为接下这个案子，郭建梅多次遭到李彦丈夫亲属围堵辱骂。但她下定决心拯救这个绝望的女人。

被家暴的女人也不止李彦一个。郭建梅还曾经接手过轰动一时的“湖北女孩遭丈夫挖眼案”。

26岁的小夏，因为生完孩子的第17天身体未康复，拒绝了丈夫同房的要求，直接被挖掉了右眼。

因为小夏没有财产和存款，郭建梅还亲自帮小夏筹备各种捐款活动，帮她免费装上了最好的“冰晶石义眼”。

郭建梅还解救过被“困”在工厂、走投无路的女工们。那个案子郭建梅打了足足三年，对手是张庞大的网络。

调查取证过程中，郭建梅屡遭白眼，吃闭门羹，还差点被狗咬，终于经过多方争取，为25名当事人赢得了应得的工资与经济赔偿金。

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商、被政府收购了，理应得到补偿。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妇女——是得不到补偿的，尤其是出嫁女和离婚女。补偿的钱，往往被层层截留。

在这些问题的维权上，郭建梅要对抗的往往是黑恶势力、官官相护、地方保护，甚至是司法腐败。

还有次在登封，她遭到100多个拿着棍棒的村民追打，当时还下着雨，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她才连夜逃到火车站，披头散发，全身泥水，十分狼狈。

曾经很多人不明白郭建梅为什么做这件事，有人质疑她在作秀，起初她会解释，现在已经懒得理睬。

她的爷爷，不仅家暴奶奶，更是在家里营造了一种极其典型且严重的男权文化氛围。白面馍专属男性，而包括她在内的女性，只能吃红薯、窝窝头，而且还限量，常常吃不饱。

那时，奶奶做着白面馍的营生，却因为不敢吃，怕回家被爷爷打，在43岁那年，饿死在了卖馍路上。尸体被发现时，她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没卖的馒头。

这些童年经历，烙在了郭建梅心里。从那时，关注和体恤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便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保护女性和儿童，也成了她心中懵懵懂懂的理想。

高中时，她立志要考到北大或清华，终于在1979年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如愿考上北大，并就读了法律系。

她先后在国家司法部研究室、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工作。后来，又开始在《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在北京怀柔举行，前去采访的郭建梅，人生方向被彻底改变。

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女律师们，谈公益、案例、谈如何发起捐款、如何推动民主法治。

NGO、人权律师、公益诉讼、妇女维权......铺天盖地的新概念涌入郭建梅脑海，犹如在她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每个女性都应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天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他们的人权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女性永远不会赢得充分的尊重。”

当时一位外国朋友问：“中国有没有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机构？”答案是否定的。

郭建梅当场就觉得，这样的空白，应该由她来填补。她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家园。”

3个月后，她带领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缺少资金来源，每年靠几万块的资金资助，她甚至交不起房租。另一边，她面对的几乎全是贫苦阶层，有时要对抗许多黑暗势力，还饱受非议。

她不愿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不想接任何电话，甚至在中心五周年的研讨会上，面对着专家、媒体、政府合作方，当众哭了出来。

中心成立五年，郭建梅每天疲于奔命，一脑门做公益，援助弱者。开门几个月后，每天电话不断。

每天有全国各地的权利受侵者找到郭建梅，把他们当救命稻草。每个来咨询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悲怆的故事。

有人像祥林嫂一样一进门扑通直接跪下。一方面，他们的冤屈让人心痛；另一方面，一些人在长期维权和诉讼过程中受到了各种打击，包括身体的、精神的、心理的。

郭建梅感同身受，当时往往来一个人，她和律师们都跟着哭。日复一日。负能量太多，心理终于承受不住。

于是她们确定新的方针：不再什么案子都接，而是倾向于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案子。这样或许能用个体案例，推动妇女权益保障的整体进步。

在接星星的案子前，郭建梅也处理过几起典型的未成年强奸案。如河南平顶山小学教师性侵多名留守女童案、辽宁营口嫖宿幼女案。

许多都是12至13岁少女遭绑架并被强奸，但刑事诉讼过程中，涉及的罪名是“嫖宿幼女罪”。

她通过帮助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未成年幼女，让大家逐渐了解到“嫖宿幼女”是极其严重的性暴力罪行，并坚决要求废除被害幼女的污名化。

2010年，中心被撤出北大，不得不再度“流浪”。郭建梅重新设立了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和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本她有过开发商业律师项目的设想，以便律所能够自己“造血”。一个案件，让她彻底放弃这个想法。

2011年，郭建梅代理了著名的宋山木强奸案。她永远都忘不了宋山木在法庭上狡辩的嘴脸。

宋山木面不改色地称自己和受害人刘云是情人关系，继而又说“她问我要钱”等等，向“卖淫”的方向狡辩。

辩词破绽百出，看着旁边抖得厉害的刘云，郭建梅脸被气得通红，宋山木刚说完，他的律师又开始“慷慨陈词”，颠倒黑白的说辞与宋山木如出一辙。

“你收了他多少钱？他给你十万你卖不卖？你明明知道那三千块钱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你还要往卖淫上说，这就是你的辩护吗？”

如果是商业律师，做到郭建梅的程度，一个案子赚一二十万轻而易举。但郭建梅如今每个月也只领一万左右的工资，甚至比不上刚毕业几年的年轻人。

好在丈夫刘震云支持她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也没有经济压力。她从小穷惯了，现在对奢侈品、名牌也没有欲望。

中心其他律师就没有这么“幸运”，每月几千的工资，有年轻的小伙子因为工资低被女友分了手，有中年律师因为不能提供好的物质觉得愧对老婆孩子。

有些人坚持不住离开了，越来越少的人能坚持下来。这也让我们明白，25年坚持免费做一件事，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不为名不为利，却有太多酸楚，究竟什么让她坚持下来？郭建梅说，自己从受助者身上看到了人性之光。

有一个妇女打官司，从黑发打到白发，虽然没有胜诉，但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精神和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让郭建梅敬佩。

李星星早在14岁时就第一次遭受性暴力，之后三次报案未果，被警察搪塞，一次次陷入绝望，但她并没有放弃反抗。

这并不是一个个例，我们知道，除了李星星之外，还有许多女性正在遭受无法言说的痛楚，无处咨询。

中心刚成立时，尽管他们在大街上做了很多宣传，但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法律、不打官司，很少人寻求法律帮助。

在农村，很多遭受暴力、性侵的女性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伤害，是可以站出来反抗的。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独立、自由、权利和人性的存在，意识到可以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上。

郭建梅接过一个案子。四川女孩文静（真实姓名），她的校长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一直骚扰她。她最后起诉了，一直告了几年，以败诉告终。

后来，因为这件事，文静几乎失去了所有。她和丈夫离婚了，周围群众、邻居、同事都把她当做不可理喻的人，回到家，爸爸妈妈也给她压力。

不过后来，文静告诉郭建梅，自己并不后悔。“站在世人面前，告诉大家，我被校长性骚扰了，虽然我败诉了，但是我呼吁法律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全民要重视这个问题。”

她接的案子，有30%-40%败诉的，有些案子在她看来本来能赢。但哪怕败诉，她也绝不能倒下。哪怕没有办法找到更有利的证据打赢这场官司，她也要坚持为她们发声。

也许前面依然有很长的茫茫暗夜，对手不止是熟悉法律漏洞的鲍毓明，甚至还有说不清的黑暗势力，但郭建梅又毅然站了出来，像以往25年的每次一样。

李星星不再是一个人战斗。单个女性或许是弱势的，当有个“姐姐”带领一群女性站出来守望相助，星星一定能等来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