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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资本家:我干吗要在乎法律?难道我的手里没有权力吗?

文章来源:互联网;时间:2020-06-07 23:12

美国医疗保健业占到经济近1/5的份额。在这一行业,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美国筹划推出《平价医疗法》之前,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医院系统早已合并成日益庞大的实体。多年来,保险公司精心构建了牢固的政治关系网。1945年,它们设法说服国会赋予它们反托拉斯法豁免权,允许他们操纵价格,瓜分市场,并且合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投保条款,不过这一切是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上,即他们同意接受州保险业监理专员的监管。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发展壮大,摆脱了州政府的监管;它们合并成几家全国性大公司,跨州经营。这让它们在华盛顿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合并后,保险公司在医疗报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面对这一情况,医院开始合并为巨型医院系统,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医疗报销。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医疗保健费用节节升高,而可供人们选择的医院越来越少。

1992年,美国中等城市有四家医院;到2014年仅剩两家医院。合并让医院和保险公司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到了国会考虑《平价医疗法案》时,医院和保险公司在华盛顿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该法案能够提高大保险公司和巨型医院系统的利润。它们愿意支持这一法案,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人必须购买保险,并且不能为人们提供“公立医疗保险选项”,来选择类似于医疗保险的公共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这为它们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为此埋单。反托拉斯法有效地制约着垄断公司,那今天它为什么未能有效地制约新型垄断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忘记了反托拉斯法的初衷是防止大型经济权力集合体获取过度的政治影响力。市场需要规则来决定经济权力在不伤害到市场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到何种程度。不过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它取决于如何权衡大企业带来的效率及其提价能力;平衡通用平台和标准带来的创新与它们扼制其他人创新的能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地分配经济权力。它还取决于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对民选官员,以及他们任命或批准的检察官、总检察长和法官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些官员又是如何影响涉及市场规则的决定。

现在我们已不再讨论这一问题,不过在19世纪末,人们非常关注经济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当时国会通过了美国首部反托斯法。正如我所提到的,经济学领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将会侵蚀政治和经济领域。19世纪末是“强盗大亨”的时代,其中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考尼列斯·范德比尔特。他们的钢厂、石油钻塔、炼油厂和铁路为美国工业实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把威胁到自身支配地位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且践踏民主。他们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竞选公职,并且肆无忌惮地贿赂公职官员,甚至指使手下人提着一袋袋的钱,直接贿赂言听计从的议员。范德比尔特曾咆哮道:“我干吗要在乎法律?难道我手中没有权力吗?”这话让他名誉扫地。

1868~1896年,在政府内阁任职的73人中,有48人曾为铁路公司游说过,效力于铁路公司,任职于铁路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亲戚和铁路公司有关系。当时被称为“托拉斯”的联合企业手握经济和政治大权,公众为此感到担忧。1873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G.瑞恩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警告指出,“我们国家的企业正合并成大型联合公司。它们掌握着不可比拟的资本,放肆地追逐政治权力,而不是力求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谁将统治美国——财富还是人;什么将指引美国——金钱还是才智;谁将担任公职——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爱国人士,还是公司资本的封建农奴?’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一问题。不过人们将会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你们这一代已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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