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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社会权力公正之辩!法家之论,好人坏人都会破坏国家法律

文章来源:互联网;时间:2020-06-29 06:29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对于社会公正性的探讨和追求就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传统政治哲学当中,儒家和法家无疑在道德层面进行了多次交锋。对于很多人而言,儒家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依法治国具有不可协调性。但实际上两者都是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一种社会统治模式。

儒家显然是保守的,在春秋战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一直寻求不变的东西。将政治哲学依托于家庭哲学,以伦理代替社会普遍的契约和规则,以实现天下大治。而法家则更多的看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化当中的新兴社会现实,主张以法治国,重在树立社会普遍性的契约。并以此来影响家庭伦理,打击贵族时代的大家族制,进而保证公权力处于绝对优势之下,消灭私权利。而儒家则更多地强调大家族族长制的私权利代表公权力,实施家天下。

两者都在自己的逻辑和理念范围之内维护着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历史和时代只要发展,法律就一定会超越伦理,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和社会规范。家庭伦理无法防止执政者对于权力的滥用。虽然法律也无法防止,但至少相比于家庭伦理,法律更有其限制的可能。韩非子就有以法律制约权力的主张。

我们都说法家思想是为集权君主制所服务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不要说是法家思想,说到底,诸子百家日后都成为了君主专制的服务手段和工具,难道所有的罪过都要法家来背?法家来做?儒家作为君主专制维护的手段和工具,其历史丝毫不比法家短,难道这也要为圣人隐,为君主隐,为儒家隐吗?

虽然法家思想和理论是为君主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将法律作为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工具,将全体国人视作自己的蝼蚁。若是这样,那为什么山东六国没有统一天下?在大争之世一败涂地呢?其实法家思想其维护君主专制者只有其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维护社会正义方面,法家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法家治国强调制度建设,这一制度建设既对官员也对民众更对君主,是维护着以君主为核心的权力制约体系。有了法律和制度设计包括君主在内,也不能随意坏法扰乱国家秩序。这一定程度上也有秦国六代明君,证明了法家其理论并非对君主权力无限膨胀的支持。

由于我们总以法家思想是支持君主专制为由,所以总将法家思想作为君主的工具。恐怕这些人连相应的理论书籍都没有读过,而单凭这一句话做出的结论。韩非子和商鞅都承认法律是由君主和少数圣人政治家制定的。但是这丝毫也无法否认法家承认法的权威,以及法必须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包括民生民意去制定的。法家制定法律的核心原则并非君主,而是治国之道。

这一治国之道并非单单以君主为主。而是君主必须作为治国之道的绝佳代言人。法律是国家公器,是权威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国君制定法律同样也受到法律的制约,遵从治国之道,而非君主个人意愿。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时期的一系列变法当中,变法者通常将法律明确作为变法的核心。

当法律公开以后,不论是君主还是贵族都无法利用法律这一工具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借口。任谁也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随意解释法律并强迫他人接受。这是在政治方面讲求公正公平的绝佳体现。而这一点在诸子百家当中,除了兵家明确军法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学说提出这一点。在此之前,法律完全是贵族和君主的工具,没有丝毫的政治公正性可言。

个人存续无关乎国家制度延续,君主专制对于贵族分权、贵族集权的优势体现!战国历史是绝佳注释

韩非子和法家讲求中央集权,法律本身对于最高君主权利的一系列人物的限制其实是有限的。但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国君并不信仰法律,那么无论法律多健全都不可能维护公平。不只是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法家必须要求君主成为法律的绝对信奉者,以此来保证中央集权的实现。

在韩非子看来,任何一个战国都经历过变法。但无疑都是因为后来君主对于法律的漠视而导致变法失败。韩非子在讨论事件的时候,他做到了可以将变法成果与变法之人做分离。变法之人的政治生命是否能够存续,并不决定他所领导的变法直接的成功与失败,而是其所订立的法律信仰有没有被遵守。没有被遵守,即便主导变法者依然作为一国丞相,那么这一个国家的变法也是失败的。

而后来的国君对于法律信仰能够坚持,那么即便变法者死亡,这一国家的变法也是成功的。所有战国的历史情况都说明国家走向衰弱是因为国家法律被挪为私用,这个私用可以是国君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权臣为了集团的利益。但无一都放弃了法律本应是国家公器的核心理念,秦国之后的灭亡也依然如此。

此外,法家虽然注重中央集权,集权专制,但这种集权式对于君主来说的。对于之前的那个奴隶制的社会贵族化的时代,国家的统治核心的力量十分薄弱。从中央方面来讲是贵族分权,国君没有绝对的权力,贵族拥有很大政治主权。从地方上来讲又是贵族集权,贵族掌握地方的土地人口,财务,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力量被分散。

法家要做的就是加强君主专制而消除贵族专制,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在激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存活下来,并进行争霸和兼并战争,同时也能抑制腐败。这又是战国时代各家学说当中绝无仅有的政治智慧。法家尤其是韩非子,经常把法律作为一个标准工具,依法治国,以法治国。法律只能是国家的工具,而不能落到私人权利的手中,包括君主。所以对于君主的要求特别高,必须是个明君圣人,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代言人,而不是一些昏君庸才。

在这些昏君庸才当中,往往将自己与国家对立起来。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往往占了国家的便宜,十分兴奋,古往今来莫不如是。所以法家必须要求君主和国家是一个彻底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法家的专制理念比山东六国的政治现实就可评判高低。在国家和君主结成彻底的利益共同体以后,国家法律作为公共权力掌握在君王手中,君王不能对其进行滥用。以保证法律的权威。

同时用法律去限制所有官员和贵族在法度之外的自由裁定权。保证国家权利全部来自于国家法律,而非个人权利和个人血缘。充分打破了家族社会,贵族社会的私有权利决定论。

违法者不分道德好坏,违法必究,否则好人的定义就是被钻空子的黑洞!君臣关系亦是如此

为了保证法律的绝对权威,韩非子包括商鞅在内的一些法家人士通过残酷的惩罚制度保证任何人不得违背法律去做坏事。也要同时保证任何人不得违背法律去做好事。无论一个人做好事和做坏事,违反了法律都应该受到制裁。因为好与坏是道德评价,而无关乎对于法律的遵守与破坏。好人做好事可以无视法律,那么坏人做坏事自然也会无视法律。

如果对于前者姑息,那么未来就会对后者纵容。法律就会成国家器具成为个人权利的工具。这一点百年前的孔子也持这样一个理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鲁国曾经推出一项国家政策?外出的鲁国人,如果得知鲁国民众在其他地区成为奴隶则可先行赎身,政府报销。孔子的弟子经常花自己的钱赎身鲁国奴隶,但是却不找政府报销,以博得盛名。

孔子大为不满,要求其弟子必须到鲁国政府处进行报销。这样才能真正让所有的鲁国人在外出看到鲁国人深受奴役的情况之下伸出援手。否则大家都会因为,自比不如孔子的学生,但是又不想破费财货,而选择对在外受苦受难的鲁国人视而不见。国家法律和政策犹如一纸空文。儒家孔子的这个例子也很好证明了好人做好事也会违背法律,进而造成于本意和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最后是害了别人,但自己却博得贤明。

儒家和法家对于社会治理方面的公正论辩也是极为复杂,各说各话的韩非子认为儒家所坚持的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状况是靠不住的。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也无法摆脱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当矛盾爆发的时候,并非有正义与邪恶,而是利益纠缠使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和框架应该直面人性。从整体个体利益同时入手。以解决社会矛盾的爆发源头。也就是利益纠缠。否则单靠家庭伦理和道德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与其如此,还不如打破血缘纽带,打破家长制,打破家族关系。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准社会契约。以雇佣的形式组成政府。

我们都说法家支持人性本恶。但实际上各位不论是看《商君书》还是韩非子。我们最直观的理解是法家支持人性本利,利益才是法家看透人性的核心,而非人性之恶。法家坚持中央集权,就是要把国家利益放在中央的核心。以保证官员,君主民众在国家利益的引导下组成一个整体,从而所向披靡。而不是因为国家利益使得三者相互猜疑相互斗争损耗国力。但是这一点恐怕是那些诋毁者们不愿意承认的。

人性本是自私自利的,法家认为应当利用人自私自利之心建立一种相互需求,一种在其基础之上的准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是以君主为核心建立的。因为在当时没有民主理念的情况之下,法家很难做出一种真正的社会契约。法家将其归为君主,而儒家将其归为家族。这都是当时各个学派对于国家公器对于社会契约承载对象的思考。

像如今我们把社会契约放在了大家共同信仰的民主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准社会契约比人身依附关系和家族治理更加公正。君臣之间不必讲家庭当中的忠孝仁义,而是协调双方之间的利益诉求,就可以达到治国之强。忠诚只是平时的口号,当国家破败之时,一个庙堂的忠臣一定是最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都挑君主喜欢的讲,对于国家有何益处?法家要强调的是君主民众和官员对于国家法律和体系的信仰,而非个人对于君主的忠诚。在国破家亡之时,这种忠诚一无是处,粪土视之可也。

跟儒家维护礼乐制度的政治秩序相比,法治无疑是先进的,更加强调社会平等。使整个社会不再有平民贵族,奴隶之分。这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礼乐制度说到底讲求的是家庭,社会和政治上的远近亲疏,上下尊卑。是社会的整体强行处于一种社会分级状态之中。

不同身份的人被区别对待。但是法家的诞生无疑打破了这种社会现实。开始走上了强调平等的道路,但是这种平等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相比于奴隶制社会之下的一种政治社会平等。这在当时其是前进一大步的。但却无法与之后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理论相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打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定律。

更重要的是,法家特别强调法律的适用不能被舆论所左右,法律的有效与无效只能通过赏罚表现,而不能通过社会舆论决定法律能否实施,尤其是道德绑架。社会道德评价是一回事,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执法公正。而如果将两者体系混淆,道德将会作为破坏法律的舆论突破口。而更有权利正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善于利用这一点,最终受害的是普通民众。

所以法律必须独立,而不能因为道德有所干扰,更不能分上下,远近,亲疏,应当一律平等。才能保证天下公平,保证司法公正。这在当时是新兴阶级的政治需求也身为贵族所忌惮。因为这样贵族阶级将会丧失其在各个社会领域方面的优先权。无疑是当时新兴阶级利益的一场革命。

自然理论是先进的,但是也无法保证各国君主和行政体系,对于先进理论的弱化。毕竟理论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法家即便希望法律成为国家器具,但也无法保证君主诚心信仰法律。明智的君主在某一时刻也会将法律作为自己的私化工具,进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但是韩非子也希望通过制度建设将这种情况的灾祸降到最低,尤其是划清公私界限。

总结:国学应弘扬制度建设的社会进步理念,而非对封建道德的复兴!本末倒置令人匪夷所思

一个人的欲望和国家利益必须有明确分割。并且加大个人欲望与国家利益结合的成本。韩非子当中有一个故事,一个人出任丞相喜欢吃鱼,但是从来不接受别人的贿赂,显得自己大公无私。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当了丞相之后就不喜欢吃鱼了。而是腐败与否,并不在于官员是否有私情私利。而是官员知道如何合理合法的,保障国家利益同时满足个人欲望。

当你掌握国家权利的时候,因个人欲望而收取了他人的好处。那么接下来一定会用个人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去回报他人,贪污腐败由此成风。韩非子对于法治公正的思想,即便当今也有启迪意义。

在思考一个学说是否能够成为万世师表之时?真的应该看一看其学说的理论,是否有当下的实际借鉴价值和意义。道德产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道德不同于资本道德,资本道德也不同于社会道德。而如果一味抱残守缺,将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的道德作为复兴当下国学的主要目标,实属本末倒置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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