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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施行后对离婚的影响

文章来源:互联网;时间:2021-01-09 19:48

  作者:连超 上海问道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专注于经济犯罪研究,擅长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反商业贿赂、反舞弊、不良资产处置、不动产纠纷、合同纠纷等领域。

  近来许多当事人咨询《民法典》施行之后离婚事宜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像“冷静期”是否会导致离婚难,“冷静期”间共同债务承担问题,诉讼离婚程序能否与协议登记离婚并行等等。将于下月1月1日起实行的《民法典》无疑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本文根据《民法典》的具体法律规定并结合我国离婚制度的沿革,就《民法典》施行后离婚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作简要分析。

  一

  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离婚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比如唐朝的“和离”,据《唐律·户婚下》“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如夫妻已无情义而无法和睦相处的,可以协商和平解除婚姻关系,不受法律惩罚),“和离”制度以律法加以明确,在一定程度起到了限制男方单方面“休妻”的积极作用,唐朝及北宋时期处理夫妻离婚事宜中多有适用。然而,自南宋开始及后续明清时期,基于社会动荡、道德文化的变化等原因所带来的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加剧,“和离”制度难以再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即为《婚姻法》,建立了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为基础的新婚姻制度。

  (一)1950年《婚姻法》

  作为我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坚持绝对离婚自由的原则,根据该法第17条第1款相关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195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确立了在坚持绝对离婚自由基础之上反对轻率离婚的基本立法思想,构建了我国离婚制度实行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双轨制的基本框架。

  (二)1980年《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在195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框架之内,对绝对离婚自由原则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法第25条第二款相关规定,增加了“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自此,“感情确已破裂”成为对判决离婚的限制和法院的审查标准。

  同时根据该法第24条相关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

  1980年《婚姻法》根据自愿离婚和单愿离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的不同,确立了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的双轨制制度。

  (三)现行2001年《婚姻法》

  2001年《婚姻法》是在1980年《婚姻法》基础上的修正版。作为现行《婚姻法》,该法及后续《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三)和司法解释(二)及其2017年的补充修正等关于离婚制度的修订主要侧重于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处理。

  同时,由于1980年《婚姻法》所确定“感情确已破裂”的判决离婚审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难问题,2001年《婚姻法》增加了5种诉讼离婚中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根据现行《婚姻法》第32条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随着我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将同时废止),离婚制度出现了新的不同变化。

  二

  《民法典》中对离婚制度的修订内容

  (一)根据《民法典》中第五篇第四章关于离婚制度的法律规定,《民法典》在现行《婚姻法》础上增加了两个重点方面的新规定:

  1、在登记离婚制度中增加了所谓的“离婚冷静期”。根据《民法典》第1077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在此重点说明,第一个30天为绝对冷静期,即使离婚双方合意也无法在前30天内离婚。第二个30天为相对冷静期,离婚双方仍然有30天的考虑准备时间。

  “离婚冷静期”设立,是让那些对婚姻意义、价值及权利义务缺乏认识的当事人,有一段冷静思考、妥善抉择的缓冲过度时间,防止轻率离婚。其立法意义是为了降低近年来逐渐攀升的离婚率,以规定法定期间的“冷静期”拉长离婚登记期间的方式促使婚姻双方慎重对待离婚。

  2、《民法典》第1079第5款增加新的“应当”准予离婚的情形。

  根据《民法典》第1079第5款: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的,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而在离婚诉讼中,对解除婚姻关系调解不成的,需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因此,根据前述规定,可以理解为人民法院有了新的判决离婚的依据,即“应当准予离婚”实为“应当判决离婚”。《民法典》增加此规定,将对以后离婚诉讼产生较强的引导作用,笔者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内容中加以讨论。

  (二)其他修订内容

  1、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将“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避免为人为缩短或延长哺乳期。且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依据民法典1084条第三款)

  2、增加“无过错方”作为分割共同财产的标准。根据《民法典》1087条相关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所谓“无过错方”在此应为相较于造成“感情破裂”的过错方而言的无过错方,如夫妻双方相互之间都存在明显问题,如双方相互不忠诚且情节明显的,相互之间不应认定为“无过错方”。如《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的几种感情破裂的标准: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情形。

  3、放宽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条件。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此处删除《婚姻法》第40条中“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这一述限制条件。

  4、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较《婚姻法》第46条,离婚损害赔偿不再局限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可以预见如长期出轨、嫖娼、强奸等可能被参考作为“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

  不过前述“无过错方”与此处“重大过错”方都将产生“无过错方”财产请求权利增加的法律后果。可以期待,在以后司法实践中将出现无过错方多分财产且同时要求“重大过错”方进行经济赔偿的离婚判例。

  三

  《民法典》施行后离婚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与分析

  (一)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并行的问题

  1、依据现行《婚姻法》,到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几乎不存在期间问题,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一般民政部门会当场办理离婚登记并制作离婚证。因此对于自愿协议离婚的,一般不会选择诉讼程序。反而是一些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当事人,出于裁判文书公开性、诉讼对抗性、案件受理费用等诸多因素,又回头去选择协议登记离婚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冷静期”制度的出现,则可能会产生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并行的情形。

  根据前文,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登记离婚的期间理论上最高可达60天。对于规避轻率离婚的情形,“冷静期”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一方面可以降低离婚率,同时也减少了婚后双方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方面的争议。不过由于登记离婚程序期间较长,如男女双方确实对于离婚事宜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又希望尽快结束婚姻关系的(现实中不乏存在不以感情缔结而维系婚姻的情况),那么不能排除离婚双方反而直接选择离婚诉讼,或者一边申请离婚登记,同时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发生。

  2、离婚诉讼程序中,并没有法定的“冷静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号)第40条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但离婚诉讼程序中的冷静期的适用并不普遍,且同样建立在离婚双方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并非法定必经程序。

  离婚诉讼案件,法院需先行调解,且对于婚姻家事类案件,诉前调解机制被广泛适用,对于愿意调解离婚或者甚至早已就离婚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当事人,整个离婚诉讼程序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以民事调解的方式结束。所以,离婚冷静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引导登记离婚向诉讼离婚分流之虞,而增加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压力。

  3、目前,婚姻登记机关与人民法院缺乏即时的信息对接及有效制度支持。虽然在实践中,两机关都会告知当事人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不能同时进行,但两机关均难以核实双方之间关于案件的受理情况。比如,离婚双方先选择登记离婚,在第一个30天冷静期过后,本来可在第二个30天内办理离婚手续的,但如果有一方不愿离婚了,相对方却坚持离婚的,可否直接在第二个30天提起离婚诉讼呢?现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规定。

  4、登记离婚属于行政确认,无需进行实质性审查。换而言之,行政机关作为“离婚冷静期”相关法律规定的执行机关,强制性的对离婚双方设立长期间的“冷静期”,却又不对离婚双方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干预,比如定期调查、约谈、调解等,而是完全放任离婚双方自行“冷静”。因此,单一的冷静期制度恐难以充分发挥其遏制轻率离婚,降低离婚率的作用。如何建立配套机制,在不干涉离婚自由的基础上来充分发挥离婚冷静期的制度作用,有待结合实践状态进一步去完善。

  (二)久判不离的情况是否会普遍发生?

  在司法实践中,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多存在首次不判离,然后对于“二次离婚诉讼”普遍予以判离,较少出现三次以上才判决离婚的情形。其原因在于采取判决形式准予离婚的情形虽然增多但对“感情破裂”判断仍旧困难,另一方面不乏基层法院所面临的诸如结案率等方面的压力。在《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1079新增第5款“分居满一年”相关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

  目前,对于第二次离婚诉讼,人民法院普遍认为,曾经有过起诉记录仍然坚持离婚的,可认定认双方关系未有和好迹象而判决离婚。而现实中在第二次诉讼离婚时,确实存在首次不判决离婚后才开始分居至第二次起诉时分居时间尚不满一年(根据《民事诉讼法》124条6个月后再次起诉离婚)或者在第二次起诉离婚时仍未分居的情形。那么,《民法典》第1079条新增第5款是否会被审判机关作为不能判决离婚的依据并由此产生大量三次以上不判离婚的判例呢?而由于第二次离婚诉讼的一审程序与二审程序审理期间存在较长时间差的情况下,是否会普遍出现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的情况呢?

  根据《民事诉讼法》127条相关规定,第二次离婚诉讼一般在首次诉讼程序终结后的6个月以后才能启动,而一审民事案件一般需在正式立案后3个月或6个月内审结。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法定15日上诉期内可以提起上诉,二审民事案件一般需在立案后3个月内审结。这意味着,第二次离婚诉讼中,二审判决可能面临这种情形:一审判决作出时因尚未满足1079条第5款的“一年”法定情形而判决不离,但在二审审理期间的某一天却符合“一年”法定情形应当判决离婚。这意味着甚至于二审判决做出的时间的快慢都可能直接决定案件是否符合1079条第5款的“一年”法定情形。再假如,二审判决做出的时间过早,在不满1079条第5款的“一年”法定情形前几天作出终审判决而维持一审判决。而终审判决后几天内离婚双方的分居时间就满足1079条第5款的“一年”法定情形,那么当事人是否可以立即再次提起第三次离婚诉讼呢,毕竟此时确属出现民诉法124条规定的“新情况”。

  可以预见,即便“久判不离”的乱象应该不会出现,但《民法典》1079(新增)第5款也会起到很强的导诉作用,会直接影响离婚诉讼的起诉时间、调解和判决期间。

  结语

  离婚率攀升的根本症结并非所谓法律制度的“漏洞”,而是由于社会发展中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降低离婚率本身是一项综合“社会治理”的过程,并非法律制度的改善所能阻止的。

  立足于我国立法传统上的离婚自由与谨慎离婚的原则,在现有离婚双轨制的框架内,如何使离婚诉讼程序进一步专业化,做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使离婚原因审查及判断更具可操作性的同时能够充分保障离婚程序中当事人利益,应是需要长期努力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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